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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区别，则缘于思路上是否深入洞察普通人的旁观式法律态度。

本文一再提到这类法律态度甚为普遍，而经卡夫卡的法制文学更凸现出来，引人注目。因为是法律与文学的讨论，故文学辨析不可偏废。

间接卷入在此常指潜在的可能，典型例子如看到某些审判，联想若自己涉讼将会怎样，将自己设想成潜在的可能涉案者，即潜在的利益卷入者，并感觉法律人可能不予支持（如果利益卷入并获得法律人支持，自然会信赖法律人的法律态度）。直接卷入容易理解，无需赘述。[36]如何帮助当事人、敬业、冷漠，见本文第三节提到的例子。[5]See Joseph Singer, Real Conflicts. Boston：School of Law, Boston University, 1988，p. 163. [6]See Peter Goodrich, Reading the Law: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Legal Method and Techniques.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86, p.20. [7]对现实中许多法院判决、行政执法表现出来的批评态度，即为例。[96]参见[法]米涅：《法国革命史（从1789年到1814年）》，北京编译社译，郑福熙校，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19页。

[54] 而更关键的，在于法律人的事实真相、法律原意的认定，需要中立，还需令人必须忍耐的时间，即不偏不倚及耗费光阴查清证据、仔细推敲法律文本，以求可靠。大多数人所以如此，一方面因为其更关注自己的事务，另一方面因为，其常清晰知道自己获得的信息总是部分的，甚至不太可靠。比如，在另一个崔英杰案（街头小贩杀死城管队长不判死刑而判死缓）中，民意对以摆地摊为生的崔英杰抱有很深的同情心，并对野蛮执法的城管队长期抱有成见，因此希望法院从轻发落不判处极刑。

但司法领域则不同，民意与司法的协调机制的设计，需要很认真地对待。这个着力点的力量来自哪里，关系到司法权是否能够消解和匹敌对方力量。[40]Gannett Co v. DePasquale,443U. S. （1979）转引自Marjorie Cohen David Dow:《法庭上的照相机》，曾文亮、高忠义译，台湾商周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我们只有坚持——没有一个人—不管是政府还是大多数人—有权利认为我们不适合聆听和考虑某一观点从而取消我们的观点，从而维护我们作为独立个人的尊严。

民意对立法的影响是应该大力提倡的。[18]参见http://www. lawtime. cn/info/anli/mfjicheng/2008120953564. html。

余论 司法的政治力学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一、四个角力的审判者 在西方所谓高度曝光案件（highly publicized cases）中，除案件当事人之外，通常存在着三个主体在发生影响作用，他们都可能单独地或联合地对公案进行审判，即民众、媒体和司法官。民众对媒体监督司法的要求在日益增长。决定这些热点案件的结果的，不是该案件的法官，也不是关注该案件的民众，而是那些拥有权力的匿名者。

司法官俨然以司法独立（我国司法官常用的理由）或公平审判（美英等国）为由，本能地排斥媒体。[31]1994年在国际法学家协会的司法与律师独立中心的召集之下，4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学家和媒体代表，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相聚，签署了《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该文件系统规范了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关系的规则。[13]民意和舆论并不会自动起作用，是被拿来用的。害怕民意就是担心得罪民意，因为我们历来有民意不可违的观念，否则会引起司法民主问题、为人民司法还是为谁司法问题。

[37]张震文：《最高法院如此规定有限制舆论监督之嫌》，载红网，http://hlj. rednet. cn/c/2009/12/24/1878149. htm. [38]Marjorie Cohen David Dow:《法庭上的照相机》，曾文亮、高忠义译，台湾商周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有学者专门例举了夹江打假案、张金柱案、綦江彩虹桥垮塌案、孙志刚案、宝马撞人案、许霆案、彭宇案、三鹿奶粉案等公案中的领导批示或发话的情节。

假如，尼普打了塔克的鼻子，却在法院诉说他完全是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行事。人们会发现：被告挥动胳膊的权利是基于增进个人健康的目的，而受害者的个人权利却是个人面部避免痛苦和免遭损伤。

可怕的在于法官挖鼻孔也会成为当天的新闻[35]—这种情况在中国日趋严重。1．民意无法从道德情感上接受法律的逻辑而干扰司法。梁丽的行为的确暴露出其法律意识的淡薄和道德的缺失。其实，并不是不关注它，而是在制度和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无法对为政者干预司法的行为作出肯定或否定的意见。如果没有个案中所包含的这种主题元素，那么，个案是绝不会引起公众和媒体热议的，因而也成为不了公案。如有必要，也可以为媒体提供其他可以公开的背景资料和情况说明。

其二，从受审判者的权利保障来论证司法独立，这也是物理力学意义上的。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产生了问题，同时公众认为媒体代表民主、透明，代表民众参政。

眼下民意与司法这两者之间的正常关系出现了严重的扭曲，民众、媒体、为政者和司法官四方面的认识也缺乏规范性和统一性，他们是公案这个混沌问题中的四个主角，究竟谁是这些公案的真正裁判官？司法、民众、媒体、为政者四方之间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关系。无问题阶段就是50年代至80年代初，新闻媒体很少进法庭采访，如果需要则需经得法院同意，这种规定在数十年的司法实践中基本没出什么问题。

新闻媒体对司法的监督，不能只取决于法院的态度。因此，有必要对社会的认知标准进行引导，让公众清醒地认识到法律上的免予公诉并非意味着道德上的‘豁免，否则，法律的‘温情将演变为对不当行为的纵容，进而混淆对行为认知和道德判断的标准，造成全社会难以承受的风险[21]。

强烈的民意对司法确有压力，但由于司法机关坚持独立司法原则，因此民意并不对判决结果产生影响。陪审团制度是司法职业主义和司法平民主义的重要桥梁之一，不是唯一的办法，也未必是无可挑剔的。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具体形式，所以各国司法机关不敢对媒体有所怠慢。可是，如果新闻工作者的新闻职业道德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则不仅严重影响公平审判，而且严重威胁法庭的威严—这涉及法律权威和正义信仰。

虽然还有一个主体是法律专家[4]，但考虑到本文分析的需要，我把这个主体合并人民众之内。5．民意有很强烈的压力，但司法仍然很独立地判断。

但是这种解释的理论触角没有延伸到司法独立与言论自由的关系问题。美国人也会批评陪审团式的民主，我们却找不到这样的匿名者，更谈不上当他们判断失误时去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6]。

考察这种复杂关系的深层，其本质是权利冲突。为了把问题分析得清楚一些，我只把对案件当事人产生影响的角力主体进行分析，这四个角力主体分别是民众，新闻传媒，为政者，司法官。

[35]《对法庭绘图艺术家自由的限制》，载怀效锋：《法院与媒体》，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因为稳定压倒一切，所以要确保安定团结与社会稳定问题是地方各级为政者的铁的纪律和任务。  内容提要: 本文着重考察公案这类特定案件的司法过程，从中观察和分析中国司法的政治力学现象。到1952年这条禁令被修正为禁止电视摄影。

原因在于，我国缺乏公平受审的权利这一制度设计。民意对于司法和立法的影响，应当有所区分。

政治力学   民意法庭是封闭的，而真正的法庭是开放的。还有其他国际性文件也都作了相似的规定[28]。

不少人质疑最高人民法院此举不妥，还有认为最高法院越俎代庖，作为被监督者无权对监督者的权限作出限制性规定。民众、新闻传媒和为政者为什么掺和或参与到个案司法中来呢？这就要从个案演变成公案的过程说起。